一、基本案情

2020年1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作合同》，约定甲公司与乙公司共同开发经营男性交友软件，前述合同约定了开发费用、上架时间、后期运营利润分成等内容。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公司多次以乙公司所提交的工作成果存在bug等问题为由要求乙公司整改，并夹带了新功能需求，乙公司后因开发成本及甲公司反复无常等问题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甲公司支付开发费用。

因双方未能就争议协调一致，乙公司诉诸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当月出具了一审判决。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合作合同》合法有效，乙公司已经完成了约定的软件开发义务，判决甲公司部分支付乙公司款项。

一审结果作出后，甲公司、乙公司均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期间，承办法官对于《合作合同》约定的“男性交友软件”是否违背公序良俗而导致合同无效与本人展开了多次沟通，二审承办法官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规定认定《合作合同》无效。

二、最高院法官认为无效的理由

（一）甲、乙公司所约定的“男性交友”软件为同性恋软件，从道德上讲，虽然我国法律不禁止，但是仍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纲常相悖，违背公序良俗。

（二）从法律上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虽然双方《合作合同》所签订的合同履行及解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前，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观的除外。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认为双方合作开发的“男性交友软件”因涉及同性恋问题和违背公序良俗，《合作合同》将可能会被其认定为无效。因此，其希望双方能够达成调解，避免引发社会更加广泛的讨论。

三、笔者意见

本人作为乙公司本案代理律师，在最高院法官释明其观点后，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行了细致分析、全面评估并与承办法官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本案不涉及公序良俗问题，《合作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一）“男性”、“男同”概念不能混淆。

《合作合同》虽约定为开发“男性交友软件”，使用对象为男性，但并不能单纯的将此处“男性”理解为“男同性恋”。“男性交友软件”与“男同性恋交友软件”在适用对象和概念上存在天壤之别，不能混淆，这属于认识问题。

（二）职能部门的行为可以作为评判“男性交友”软件合法与否的表象特征之一。

软件能够上线运营与否需要取得上线运营的资质，包括电信增值业务许可证、文网文等，并需要在公安部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安全评估和检查。因此，如果违背公序良俗、违法违规也不可能取得资质，不可能在互联网进行推广、运营，既然《合作合同》所约定的软件已经取得部分资质、证照，那么从管理机关的行为来看，也是认可了合作内容的合法性，且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

（三）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其裁判结果具有极强的引导功能、社会功能。

退一步讲，即便是软件在上线后使用对象为同性恋，但是同性恋正常交友又不涉嫌违法违规，如果正常的交友途径和方式被最高人民法院否定，则此事将上升到人权高度。

因此，关于《合作合同》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合同所指向的“男性交友”软件不能被理解为男同性恋交友软件，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违背公序良俗问题，《合作合同》自始有效，本案纠纷的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规定。

结语

本案作为标的额不大的一起纠纷不仅道出了其中的法律问题，还扯出了所谓人权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调解结案虽看似“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没有成功调解，而让最高人民法院出判又会是何结果？是否会被贴上违背“公序良俗”标签而认定《合作合同》无效，不得而知，也许会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吧。

本案，您怎么看？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