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企业家因涉嫌串通投标罪而被处罚。根据一些判例分析，刑法在调整串标行为时有过度介入行政法调整范围的问题。串标行为规定在行政法规范中，而企业家只要有串标行为，一旦被国家机关掌握，这些企业家犹如惊弓之鸟，可能同时面临牢狱和罚款，人财两空。

基于串通投标罪的法定犯特征，我们从该罪与行政前置法的关系着手，简要分析该罪的处罚条件。

建筑工程领域是串通投标罪的高发地，犯罪的入刑起点是200万，而建工领域的招标金额往往超过200万，所以我们检索到的大部分案件发案于工程领域。

随着串通投标犯罪的不断演变，这一类犯罪的数量逐年攀升，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对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引发更多法律适用上的争议。

串通投标的法律处罚存在行政与刑事界限模糊的问题，入罪标准过低使“以刑代行”现象显著，应当明确刑法与行政法在处罚边界上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串通投标犯罪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而刑法在治理这一类行为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认为，串通行为不仅包括在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上的协商，还应包括其他明确规定的串通投标行为。

辩护律师则通常从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人身份、损害结果、串通报价、金额标准、刑法因果关系等方面，开展辩护工作。

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未达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应适用行政处罚。然而，现行司法解释未充分考虑行政处罚的适用空间，导致行政法与刑法适用时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二）规定，只要中标项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即属于《刑法》所称的“情节严重”。

国内建筑施工招投标项目的起点造价即为二百万元，这使得所有串通投标行为可能都被列入刑事追诉范围，从而削弱了行政处罚的适用空间。

当前的行政与刑事处罚界限不合理，导致对串通投标行为的处理中出现“以刑代行”、刑法处罚过于宽泛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招标投标法》不仅仅是认定串通投标罪主体的前置法，还是认定串通投标罪刑事违法性的前置法。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对于未涉及刑法规定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情况的串通投标行为，应当优先考虑采用行政处罚。然而，本罪入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充分考虑行政处罚适用的具体范围。

因此，需要厘清招投标类行政法律规范与串通投标罪的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更合理地结合行政法律规范与串通投标罪的关系。

串通投标罪被归类为法定犯，其认定需以违反特定行政法为前提。《招标投标法》被认为是认定串通投标罪刑事违法性的前提法。这一观点强调了法定犯的双重违法性特征，即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

串通投标罪首先具有行政违法性，其次是刑事违法性，但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行政违法基础上的二次评价。法定犯具有双重违法性特征，对于法定犯的惩处属于二次评价范畴。串通投标罪规定在刑法中，属于典型的法定犯，旨在维护市场招投标的公平竞争秩序。

行政法律规范应被视为前提要素，为全面评估行为人串通投标行为提供基础。这一做法有助于在行政法规中规制违法行为，符合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素要求，同时建立明确、合法的法律依据。

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对于未涉及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串通投标行为，应优先考虑采用行政处罚，而不是直接适用刑法。

然而，当前的司法解释未充分考虑行政处罚适用的具体范围，导致了“以刑代行”的趋势。《招标投标法》第53条规定了串通投标行为的行政处罚，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适用较少，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其定性为刑事犯罪。

因此，合理解释串通投标罪的认定需要参考现行有效的招投标法律法规，并在法律未作出修改的情况下，结合时代发展和招投标法的变化，对本罪做出合理解释。

根据行政法刑法衔接原则，只有当某一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才可能被视为构成刑事犯罪；然而，并非所有违反行政法的行为均是犯罪，只有符合《招标投标法》规定时，当行为超越了行政法的范畴，才应涉及刑事领域。这一观点旨在维护《招标投标法》的合理性和完整性，避免“以刑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