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民间借贷、非法集资、信用卡纠纷、贷款合同纠纷等金融领域民事案件中才可能大量出现的刑民交叉诉讼程序确定问题，现如今在其他民事案件中已经越发常见。在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可能会基于各种目的而提出民事案件涉及犯罪嫌疑，而应该将民事案件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那么，在民事诉讼中针对判断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以及怎样确定诉讼程序则需要科学的方法与可循的路径。

怎样在民事诉讼中确定犯罪嫌疑并未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以致于实践中审判人员在认定犯罪嫌疑时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对司法实践造成了困扰。比如近几年金融领域多发的因“套路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嫌刑事犯罪的，就是当前民事案件审理中需要认定犯罪嫌疑最常见的情形，当然也是实践中的难点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都是涉众型犯罪，作为审理单个民事案件的法官，很难从个案中发现或认定案件当事人是否涉嫌犯罪。而且民、刑案件的认定标准、法益保护明显不同，长期从事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官，其审判思维也与刑事法官差别较大。一般而言，民事法官的审判思维多限于处理民事纠纷的范畴，而不从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角度过多考虑，亦不愿意轻易判断案件是否具有刑事犯罪嫌疑。这种情形下，如无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来函明确要求移送，出现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民事法官基本不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主动移送案件。”实践中，也存在审判人员没有依据《经济犯罪嫌疑若干规定》对案件是否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进行明确的认定，而是以“案件是否涉嫌构成刑事犯罪不影响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为由，直接回避了对是否存在犯罪嫌疑这一问题的判断。笔者认为，之所以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的认定存在无统一标准和回避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操作层面上的障碍，即没有明确可循的路径。若采用一种明确可循且可操作的路径式思路去处理犯罪嫌疑是否存在，再到诉讼程序确定的问题，可能会在民事案件诉讼中不至于出现遇犯罪嫌疑避而不谈的情形。为此，笔者认为，对是否存在犯罪嫌疑采用先识别再认定的路径不仅清晰明了且具有可操作性。

表一：犯罪嫌疑的识别、认定

犯罪嫌疑需要通过识别与认定的过程才能得出是否存在犯罪嫌疑的结论。通过对犯罪嫌疑主动或被动的识别，确定是否存在犯罪嫌疑的可能；若存在犯罪嫌疑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对是否存在犯罪嫌疑进行认定；如果不存在公检部门刑事立案，则不存在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民事案件的审理不受任何刑事案件的影响；反之，则可以得出存在犯罪嫌疑的结论，而需要进行下一步诉讼程序的确定，即民事案件审理是否受犯罪嫌疑的影响。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中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确定问题。目前理论研究中均已经摈弃“先刑后民”的简单处理，而需要进行综合性判断，并避免在实务中滥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5）项与《经济犯罪嫌疑若干规定》而言，当民事诉讼中存在犯罪嫌疑时，需要确定的诉讼程序主要为：（1）驳回起诉；（2）中止审理；（3）继续审理。因此，诉讼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驳回起诉”与“中止审理”的认定之上；反之，若不存在“驳回起诉”与“中止审理”的情形，则当然应该继续审理。

依据前文的分析，如果存在刑事立案，则在犯罪嫌疑认定环节可以得出存在犯罪嫌疑的结论，但这并不能直接得出民事案件就应该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的结论。曹一、李玉珍与瑞熠科技发展（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公安机关就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不是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民事案件原告起诉的充分条件。”此外，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相关精神，事实上，对于“刑民交叉”案件也已经告别了“先刑后民”的惯性模式，而迎来了“刑民并存”的时代。因此，对于诉讼程序的确定应该分析犯罪嫌疑的事实对民事案件的影响予以综合判断后才能准确地对诉讼程序确定。

根据《经济犯罪嫌疑若干规定》第1条、第10条的规定，犯罪嫌疑是否会对民事案件的审判造成影响主要涉及是否与民事审判存在相同性与牵连性，且认定的标准为：“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非法集资若干意见》第7条与《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对民事案件影响的考量因素为“同一事实”的认定。因此，如果属于“同一事实”，则属于满足裁定驳回起诉的条件。笔者认为，法律关系的概念较为宽泛，在大的层面而言民事案件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犯罪嫌疑属于刑事法律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采用法律关系的概念难免存在误解；但实际上在民事案件中涉及的犯罪嫌疑属于对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认定的影响进而才会存在是否构成“同一法律关系”。所以，就标准本身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直接采用构成法律关系的要素“同一事实”的概念作为裁定驳回起诉的标准。正如有学者认为，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受理问题（即驳回起诉），从现有立法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对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纪要，均坚持的是“不属于同一事实的应当分别审理、属于同一事实的不予受理”的基本思路。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如果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则属于中止审理的认定依据。

（一）驳回起诉：“同一事实”的认定

有学者认为：“在界定刑、民案件审理的事实是否同一时，至少应当考虑主体与行为的内容两个要素是否同一，只有在两个要素均相同时，才能认定法律事实相同。”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同一事实的认定应该从行为主体、相对人以及行为本身三个方面认定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有学者提出，对于“同一事实”应该区分自然事实与法律事实 。笔者认为，“同一事实”的内核固然存在自然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差异，实际上二者并不冲突，客观发生的自然事实必然需要通过法律评价而成为法律上的事实。所以，笔者赞同直接以“同一事实”的概念作为认定是否裁定驳回起诉的标准，具体的标准可以按照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通过行为主体、法律关系以及要件事实三个层面对“同一事实”进行认定即可，具体如下：

第一，从行为实施主体的角度判断。“同一事实”指的是同一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同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同一事实。要特别注意的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对外以法人名义从事的职务行为，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民事后果。如果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构成犯罪，但法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鉴于犯罪行为的主体与民事行为的主体属于不同的主体，一般不宜认定为“同一事实”。

第二，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认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同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的，一般可以认定该事实为“同一事实”。实践中，侵权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因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均不属于“同一事实”。

第三，从要件事实的角度认定。只有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同时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属于“同一事实”。如当事人因票据贴现发生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汇票的出票人因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构成票据诈骗罪，但鉴于背书转让行为并非票据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事实”。 

（二）中止审理：刑事审判结果作为民事案件审理依据的认定

《九民会议纪要》第130条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根据该规定，虽然明确了民事案件需要以刑事案件为依据，但该规定也还是较为原则性，对于实务操作的指导性价值较小，仍具有很大解释的空间。该规定在理论上也被称之为刑事判决对民事审理的“预决力”。笔者认为，从民事案件的审理而言，刑事判决本身从结果而言是认定刑罚，民事案件需要其预决力的是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对民事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造成的影响。正如张卫平教授将民刑交叉诉讼关系中先决关系的类型及处理方案也归结为“事实影响型”与“法律关系影响型”。因此，刑事审判结果作为民事案件审理的依据的主要应该从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进行判断。

1．事实认定层面

众所周知，民事案件的审理侧重于形式审理，而刑事案件的审理则是倾向于实质性的审理。在民事案件中基本事实主要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作出认定，但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在某种情况下只是一种形式表象，其背后隐藏的真实情况可能并非表象所示；同时，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些证据可能无法有效的进行调取，则势必会对民事案件正常审理造成困难。在刑事案件中，主要是由国家公权力机关介入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其取证能力与效果要强于民事案件中的证据收集。所以，在很多时候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需要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也就显而易见，则此时应该中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该观点，在笔者从裁判文书网检索的部分案例中能够得出相应的印证，具体如下：

2．法律评价层面

《民间借贷案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了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事实需要以刑事判决结果为准的，人民法院应中止诉讼。似民事案件基本事实需要刑事判决结果作为依据并中止诉讼的规定，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与民间借贷、借款、担保合同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纪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16〕2号）第2条中也能得到体现。根据前述相关规定，正如于胜、吴陶钧所言，刑事案件的关联事实可能影响合同效力、各方过错等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需要以刑事审判结果作为依据。那么，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中认定的事实对民事案件基本法律评价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应该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中，也认可类似观点，具体如下：

从前文的分析，对民事诉讼中涉及犯罪嫌疑应该采取递进式的“三步骤”并结合每一步骤中相应的判断标准予以确定诉讼程序，具体模式如下图所示：

图一：从犯罪嫌疑到诉讼程序确定的递进式“三步骤”模式

步骤一：犯罪嫌疑的识别。此处犯罪嫌疑的识别系指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当事人是否具有犯罪嫌疑的可能。鉴于目前并未明确规定什么属于犯罪线索以及怎样可能构成犯罪嫌疑，那么这必然客观上需要民事案件审判人员结合刑事法律法规保护的法益与合理怀疑认定民事案件是否存在犯罪嫌疑的可能。此种识别属于审判人员的主动识别，不包括民事案件当事人通过报案或公检部门函告人民法院的方式对犯罪嫌疑的被动识别。若在步骤一得出存在犯罪嫌疑的可能，则需要进入步骤二犯罪嫌疑的认定；反之，若未得出存在犯罪嫌疑的可能，则民事案件应该继续审理。当然，若民事案件审理前已经存在刑事立案则步骤一的识别直接可以忽略，而进入步骤三的判断。

步骤二：犯罪嫌疑的认定。在发现存在犯罪嫌疑的可能后，并不必然得出相应当事人具有犯罪嫌疑。应该以是否存在刑事立案作为是否存在犯罪嫌疑的标准。若得出存在犯罪嫌疑的结论，则需要进入步骤三诉讼程序的确定；反之，若未得出存在犯罪嫌疑的结论，则民事案件应继续审理。

步骤三：诉讼程序的确定。根据是否存在犯罪嫌疑，再决定是否就需要诉讼程序的确定进行判断，若存在犯罪嫌疑则需要判断犯罪嫌疑是否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存在影响，若与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则需要驳回起诉；若民事案件需要刑事审理结果为依据则需要裁定中止审理；反之，犯罪嫌疑不会对民事案件产生影响，则民事案件则应继续审理。

本文试图去构建递进式的“三步骤”模式去处理民事诉讼中怎样识别犯罪嫌疑以及怎样确定具体诉讼程序。采用此种方法能够在进入诉讼程序确定之前就能有清晰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法律人演绎逻辑的思考路径，也能够提高案件的诉讼效率与避免恶意拖延诉讼进程。最后，笔者也深知只言片语的论述仍存在不足之处，也无法去真正触及“刑民交叉”的深层次问题，仅期望仅以此文对司法实务有所促益。

参考资料：

1.张卫平：《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2.纪格非：《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顺序》，载《法学家》2018第6期。

3.汪明亮：《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规则与原则》，载《法律适用》2019第16期。

4.于同志：《重构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机制》，载《法律适用》2019第16期。

5.张爱珍、潘琳：《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及实体处理规则》，载《人民司法》2020年第19期。

6.王成蛟、穆耸：《关于在民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线索时的应对策略》，载中伦律师事务所官网。

7.董立、汪伟韬：《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以〈九民纪要〉出台后最高院判例为样本研究》，载微信公众号“观韬中茂律所”。

8.于胜、吴陶钧：《刑民交叉案件中，到底何时应中止审理？》，载微信公众号“天同诉讼圈”。

9.《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澎湃新闻网。

10.（2015）川民终字第1045号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申6695号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078号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813号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再247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265号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字794号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016号民事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