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本该被世界稳稳接住的年纪，却在父母的离婚案中，成了唯一的“遗留问题”。

他们谈财产、谈未来、谈各自不易，唯独没问她：你想被谁爱？

本期“致高律师手记”，徐可欣律师写下这一发生在法庭上的“遗弃声明”。在那里，法律仍在，人性却一度失语。

直到这个原本十分简单的离婚案件开庭之前，我都一直相信，父母之爱子，即便不是浓烈而炽热，至少有责任和不舍，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选择放弃，也不过是迫于现实，无力承受罢了。

而现在才明白，很多悲哀，是远远突破了我的道德限制和想象力的。

案件本身有多简单呢？

“原告要求离婚，被告无异议；原告要求分割共同财产（仅有存款）的一半，被告无异议。”

唯一有异议的，是“原告要求婚生女的抚养权归被告所有，被告反对，要求婚生女的抚养权归原告所有。”

为了明确（或许用“推卸”更加合适）抚养权的归属，他们把12岁的女儿带到了法庭上，要求女儿出庭，选择由哪一方来抚养。

原告：“你是你妈妈十月怀胎生的，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跟你比跟我更亲，而且爸爸工作忙，根本没空照顾你，你跟法官说，你要选妈妈，快说！”

被告：“你选爸爸吧，妈妈养不起你，妈妈自己都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你要是跟了我，我们只能一起饿死了，快跟法官说你要选爸爸！”

………………（争吵喋喋不休）

那个满脸泪花不断啜泣的女孩站在她声嘶力竭的父母中间，无力地垂着头，像一件被急于脱手的物品。

空气里充满关于时间、金钱、未来再婚负担的计算，每一个音节都精确地避开“责任”与“情感”。

终于，法官受够了他们的争吵，要求他们安静，由女孩儿来表达她自己的想法。

“小朋友，跟阿姨说，你想跟爸爸生活还是想跟妈妈生活？”法官问的很小声，生怕吓到小女孩儿。

“我……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吃很少，我也可以不读书……我不会花很多钱的，等我十六岁，我就去打工……去挣钱……挣的钱都给你们……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别不要我……”

她低着头，一边抽泣，一边艰难地吐出了这句话。她的声音很小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烧红的针，扎进在场每个人的沉默里。

法庭忽然安静了很久。法官突然出声宣布休庭，她的声音有些异样，我知道，那是“眼泪落入喉间”导致的哽咽。

她，我，还有对方律师，我们这些惯于在言辞交锋中保持客观、冷静、镇定的人，那一刻都选择了相同的动作：别开视线，低头假装整理毫无问题的文件，哽咽着，也沉默着。

一种巨大的、名为“心痛”和“悲哀”的静默，笼罩了这个本该冷静克制、客观裁决的空间。

我看着那个女孩。她已坐回旁听席的角落，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目光垂落在膝盖上，仿佛刚才那段用整个未来作为筹码的恳求，已耗尽她所有的力气和勇气。

而她的父母，分别坐在原被席上，继续声嘶力竭、毫不相让，控诉着对方的无情无义。

直到我们走出法庭，各自分开，他们依然坚持着最初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被女儿的那句恳求打动。

之后，法槌会再次落下，判决或许会基于“更有利于子女成长”的原则判给某一方直接抚养，也或许会基于“双方就抚养权事宜不能达成一致，判决不准予双方离婚”。

法律终有结果，他们终有归宿。爱到尽头，婚姻破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错。

可是，这个女孩儿呢？这个身体健康、无病无难、听话懂事的女孩儿，她何错之有呢？她是他们曾共同期待、并成功养育了十一年的爱情结晶。然而此刻，却成了双方急于销毁的负资产，成了父母的新生活里那个需要被重新安排的部分。

当生育的决定如此轻易，而抚养的责任却如此沉重；当父母之爱的前提从“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变成了“只要你别成为我的负担”。

我们该如何向那个站在法庭上听着父母是如何“努力地尝试抛弃她”的孩子解释，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

我们捍卫的法则，与人性深处应有的微光，究竟在哪一个刻度上，才能真正重逢